文化与认同：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上古三皇文化 2022-05-31

1974年，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就曾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统一进程中的作用表示了无与伦比的期待。这位20世纪西方杰出的史学家这样说道：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能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

联系汤因比作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对过去6000年来地球上大多数主要文明的起源、兴起、衰落、解体做过深入研究，我相信汤因比上述观点不是一时兴致所致，而是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整体研究。那么，为什么汤因比先生对中国在未来世界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

仔细研读其书可知，他认为人类未来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在于政治统一，而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最为成功的经验。他说，过去500年间，西方人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文化上把全世界统一了起来，但是西方人却无法在政治上统一整个世界。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然而，“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

汤因比是否高估了中国在未来世界进程中的作用？该如何来理解他的上述观点？本文试图从分析汤因比的上述观点入手，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这一话题提出若干看法。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上采取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这个世界”（this world）；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死后生命采取了消极怀疑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对死后生命是倾向于否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即使祭祀鬼神，也不敢真相信自己灵魂不灭。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和谐。这是一种本能的对生存安全感的追求。假如世界有无数个（如“三千大千世界”），假如这世界虚幻不实，我们无须担心它不和谐，因为它本来就要被超越或克服。但假如世界只有一个，又神圣无比，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它的动荡和不宁就会直接摧毁我们的人生安全感，导致我们无家可归。因此，“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灵底处。

“处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即从周遭处境出发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处境中心”就是我与自身处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这种“处境中心”会抑制攻击冲动，渴望安定，向往太平。这导致了中国人过去数千年缺乏像游牧民族或西方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的热情，没兴趣去进行横跨几大洲的长程侵略或殖民。因为对中国人来说，那些遥远的异国他乡太陌生，让人不放心，宁愿舍弃。安土重迁也罢，重视风水也罢，都是“处境中心”的体现方式。

所以，中国人宁愿修筑长城把敌人挡在外面，而不一定要占有敌人的土地；他们最终放弃曾统治过的朝鲜和越南北部，因为那遥远荒蛮之地终究是个麻烦；他们不愿直接统治、管理那些少数民族，宁愿采取藩属方式让其自理，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心心相印，岂能让人放心）。如果中国人要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往往是出于生死存亡的恐惧，无路可走。“处境中心”因此暗含一种务实地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

在无休止的争斗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统一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我们看到，每当中国人分裂为不同的帮派、诸侯或军阀时，总是硝烟四起、战争不断。妥协极难做到，和平难以持久。处理与其他帮派、地方或诸侯的关系，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让他们筋疲力尽。与此同时，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也会把全民的安全感摧毁殆尽。最终，人们普遍意识到，还是选择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更好，于是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其次必须认识到，中国人的统一能力有明显的局限。这表现为中国人的“统一趋势”是有限度的。通常他们主要只在本民族或已高度同化的民族之中才追求统一，而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通常较少有兴趣统一（当然，在对方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时则例外）。正如前述，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在传统上更倾向于采取藩属或羁縻的方式。这与一些游牧民族不同，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宁愿直接统一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

汤因比先生说：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

汤因比所描述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及其曾经影响半个世界的巨大能量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一方面，这确实要归功于中华民族能不断地走向统一，通过统一积聚起巨大的能量，从而能打败个人战斗力远胜于汉人的游牧入侵者，建立起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帝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汉人建立的王朝衰落的时候，就有不少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建立割据政权，造成分裂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观念，背后暗含着“天下一家”“九州大同”的梦想，这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天下一统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在中国历代思想史上一直占据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一些先秦儒家表达过天下大同的期望外，后世学者也一直有强烈的“天下主义”情怀，甚至近现代学者如康有为、熊十力等人仍在阐述此种理想。

人类历史上许多大国都曾经成为军事和政治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但由于制度不文明，文化不进步，一旦倒台，立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所谓“世界文明的重心”，顺着汤因比的思路，至少要包括：

（1）成熟进步的社会制度；

（2）自成一体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相配套）；

（3）普世意义的伟大宗教（至少一个）。

这些构成伟大文明的要素，古代的中国都具备了。然而，今天中国人面临的真正难题恰在于，那些构成一个伟大文明的要素还不具备。过去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以及制度体系受到了全面冲击。一方面，宗教的价值和信仰不再构成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所代表的西方制度及价值全面涌入，却不能落地生根。中国人能否重建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至今还莫衷一是，前途未卜。

基于汤因比和亨廷顿对人类文明的分类，过去一千多年来，虽然人类文明经历了无数变迁甚至浩劫，但其基本形态并没有改变。据此我们可否预言，未来一千年内，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对于中国人在未来建立起新的文明样式有更大的信心。

让我们重申：决定未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及精神信仰（或普世宗教）。这套价值、制度及信仰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已超出本文预定范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中国人只要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自然就会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目前已经取得较大现代化成就的日本、韩国等国，在建立新型东亚文明形态方面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觉和自信。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觉和自信是从来不缺的。

作者：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代表作有《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中学”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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